我眼中的陈国凯

国凯老兄如一坛好酒，与其相识愈久，相交愈深，其味愈醇，其吸力愈强。也愈觉其神秘。

他是位隐者——文坛风光、热闹的地方绝对找不到他，素来文坛上少不了的是是非非，恩恩怨怨，新闻炒作，起哄架秧，也都跟他不沾边，他似乎立身于文坛之外。

文坛却从来不敢忽视他……

当年曾以短篇小说《我应该怎么办》、长篇小说《代价》惊动文坛，一时洛阳纸贵。人们许久没有读到过他那种经历过大时代动荡的人生悲剧了，其内在激情和生命力破墨而出。严肃厚重、缠绵哀怨的沉郁风格，给已经习惯了“充满叫人倒牙的惊叹词，掩饰了对现实对具象的感觉，沉浸在一片甜言蜜语中”的文学以强烈冲击。

其后在人们认识了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悲剧后，正当慷慨激昂，痛彻心脾地揭露“伤痕”，提出“问题”的时候，陈国凯又推出了《好人阿通》，风格骤变。以诙谐多智、舒放自然的笔触，塑造了一个在当时文坛上极少见的人物形象———阿通。他装傻充愣，又悲又喜，叫通实不通，不通又似通，一个真实可爱的活宝。

即便同是描写“文化大革命”的《荒唐世事》，其笔墨也与《代价》迥然不同了。再后来又是《文坛志异》、《摩登阿Q》、《都市黄昏》……由严肃到幽默，再讥讽，再荒诞……文字奇诡夸张，故事错综纠葛，人物迂曲怪诞。或以巧胜，或以智传，陈国凯成了小说魔手。

他说，自己瘦小枯干，体弱多病，承载不了过多的现实。

于是，他用灵性激活自己的故事和人物，思想从现实的钳制中逸出，闲适放达，妙思古怪，充满诙诡之趣。而现实常常正是严肃的荒谬，荒谬的认真。文学表现现实原有多种手法，最困难也是最节省的手法是靠想象、变异和荒诞。

陈国凯得益于骨子里的那股幽默感。

甚至可以说他的存在就是一种荒诞———

20年前，当人们称他为“青年作家”时，我看他就一点不年轻，不爱说，不爱动，身板单薄，弱不禁风，永远都是一副病病殃殃的样子，似乎从来就不曾健康过。可现在他的同龄人都步入了老境，有的还提前西归，他却还是那副老样子，并不显老。我怀疑，他从来就没有真正地病过，他的那些病痛也许并不是肉体上的……

他体魄瘦弱，却精神强健。瘦弱的体魄限制了他的行动，却有效地激发了他的想象力。生命内在冲动与外在虚弱的不协调孕育了他的文学世界。在这内强外弱的较量中，他痛苦，烦恼，充满疑悟，惟创作是一种解脱。当他放纵自己的想象力，进入一种广阔浩渺的创作状态时，变得空灵飘逸，疏朗旷达，他强大，健康，内外合一了。

写作正是他最好的健身运动，从还是个中学生的时候开始发表小说，写了40多年，现在他的小说还时常被文学刊物推上头条位置。这也许就是他该年轻的时候不年轻，该老的时候也不显老的一个原因。

陈国凯是一个极端复杂的矛盾体。戴着深度近视眼镜，给人的感觉是闭着眼的时候多，睁着眼的时候少，摸摸索索，磕磕绊绊，一副迂腐的老夫子相。然而就是这位看上去连自己的生活也料理不好的老夫子，却多年主持着广东省作家协会的工作，是受人尊敬的主席。文坛尽知，广东省作家协会阵容庞大，实力雄厚，团结兴旺。谁能想象他主持行政工作时是什么样子？找市长要了24亩地建文学大厦时是什么样子？

也许他主持的决窍就是尽量不主持或少主持，让别人去多主持。不管他是怎样主持的，能有这样的成效和口碑，就是成功的主持，是智者的主持。

见过他的人会很容易落入他外表的陷阱，无法把他这个人和他的小说联系起来。殊不知他的外表和他的内里反差很大，他是个兴趣极为广泛的人，写小说只是他多方面才能中的一种。除此他还精通电器，酷爱音乐，是高水准的现代“发烧友”，写一笔好字，喜收藏，谈吐机智风趣……然而在一些他不参加不行的严肃隆重的场合，而且他不讲话也不行的时候，就会出现大的幽默———只见他表情生动，郑重其事地从嘴里发出一串串流畅自然，抑扬顿挫十分悦耳的声音，至于这声音表达什么意思，没有人能听得懂。奇怪的是北方人听不懂，南方人也听不懂。如漫天音符，如一头雾水。越是这样，会场里越安静，大家聚精会神地在猜他说些什么？不错眼珠地盯着他的嘴唇，等到他的嘴唇不动的时候好鼓掌。

他是客家人。

可是，从我们相识的那天起，语言交流就没有丝毫障碍。可以彻夜长谈，也可以在电话里只言片语便把要说的事情交代得清清楚楚。小范围的朋友聚会，凡有北方人在场，无论是在什么地方，无论是碰到家乡人还是广东人，国凯都一律说让我们能听得懂的客家普通话。这一点格外让我赞赏，绝不像大多数的南方人，一遇到同乡，就迫不及待唧咕起来，好像有什么背人的急话要说，完全不顾礼貌地把别人冷落在一边。